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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小铁:聚焦经济质量推进质量创新强化基础设施守住安全底线
发布日期:2018/1/12


    编者按:为迅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11月5日,质检总局在京举办中国质量发展圆桌会议,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围绕“质量提升”与“增强经济质量优势”主题,邀请系统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深入探讨,汇集了一大批关于质量发展、质量变革、质量提升的真知灼见。质检总局党组书记侯建国全程参加会议并讲话,提出了“要在把握质量工作主要矛盾上破题,要在推动质量变革上破题,要在显著增强经济质量优势上破题,要在更好发挥质检部门作用上破题,要在增强质量提升有效性上破题,要在加强党对质量工作领导上破题”等“六个破题”。自12月25日起,本微信号分11期,陆续推出本次圆桌会议观点综述《“不抓质量就没有未来”》和各位专家的观点,敬请期待,欢迎互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质量发展导向、质量工作部署贯穿始终,“质量第一”“质量强国”“质量变革”等内容历史性写入党代会报告,提出了新时代质量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任务新要求。结合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和我个人的学习思考,我讲几点体会和建议:

一、在宏观层面,有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质量抓好质量提升,突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具体到经济建设,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概括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核心特征——高质量发展,赋予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质量新内涵。这从宏观发展层面,指出了质量工作的历史方位,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因此,作为宏观质量管理部门,我们应当紧紧围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助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质检部门如何切入抓经济发展质量?我认为,就是要按照十九大报告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十九大报告实际上为我们抓好经济发展质量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有力抓手,这个有力抓手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应当旗帜鲜明地抓实抓好。全要素生产率是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已连续两年出现。全要素生产率反映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等所有投入要素的综合产出效率,其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举个简单例子,假设华为和国内一些手机企业利用同样的硬件资源投入,生产同样数量的手机,而华为的产值更高些,这就体现了华为的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其他企业、发展质量也就更高。在宏观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就体现了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为什么我们要明确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呢?因为根据市场经济理论,产品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过剩经济。任何结构调整、产业转移、新兴产业发展,从长远来看都将面临产能过剩,特别是进入新常态后,不可能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不管结构如何调整,一个地区、一个产业只要全要素生产率高,其核心竞争力都强,哪怕面临一时的过剩,也会在竞争中以质取胜。比如广东的美的集团,其所处的行业是相对充分竞争的家电行业,进入新时纪,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电行业也是趋于饱和,产品同质化严重。美的自2011年起实施精益制造转型,六年来没有投入一分钱购置厂房、土地、设备,生产线没有扩能,甚至还退还给政府7000多亩土地,但是其效率、利润水平大幅提升,今年的净利润是2011年的3倍以上,比去年同期增长60%,自有资金从2011年的60亿元上升到今年的1000亿元。这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在支撑其发展。

    因此,建议总局抢抓机遇,高举宏观质量管理大旗,在组织专门力量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权威计算并发布我国及各行业、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部分指标纳入国民经济统计,牢牢抓住服务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关键,并通过抓全要素生产率,将质检部门宏观质量管理的职能充分发挥。

    从宏观质量管理的角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夯实五大质量基础:一是质量政策法规基础。如美国1987年颁布《质量促进法案》,通过一系列激励质量创新的措施,从日本手中重夺主导产业霸主地位。要大力推动质量促进综合领域以及消费品安全、标准化、计量等专业领域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制度制修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质量法律制度体系。二是人才质量素质基础。如德国独具特色的“双轨制”职业教育,培育了一支高度职业化、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大军。要形成以企业家为核心的企业质量主体地位,形成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质量创新体系,大力发展质量相关专业职业教育,降低职业技能型人才的落户门槛,加强劳动力转移专项培训,创造质量型人口红利。三是实体经济质量能力基础。要大力开展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以先进标准体系支撑先进产业发展。推动企业普遍开展质量创新,积极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四是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的战略资源地位,完善体系建设,加快建设支撑质量型发展的质量基础设施。五是质量文化基础。大力培育质量文化,实施全民质量意识和素质提升工程,弘扬改革创新的开拓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以上这五大方面,是支撑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质量基础,是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共同努力的,最终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上。质检部门应当通过抓住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核心,引领各地、各部门乃至社会各界夯实五大质量基础,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二、在微观层面,紧紧围绕质量创新抓好质量提升,着力推动企业质量、效率、动力变革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要求。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技术创新、质量创新、管理创新、新业态形成等在内的一系列“软要素”。质量创新是影响全要素生率的重要因素。质量创新是指通过技术、管理、品牌和文化等多种方法,实现固有性能持续不断地改变和提高,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最终实现更高效益的一种创新行为。从创新发生的环节看,质量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范畴的生产工艺和流程改进、生产标准和精度提高,也包括产品创新范畴的对现有产品功能改进和提升,还包括管理创新范畴的标准、计量体系管理,质量管理,品牌管理,人力质量素质提升。从创新的内涵看,质量创新大多属集成创新、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较少是原始性创新。从创新前后的差异程度看,质量创新更多属渐进式、增量性创新,较少属激进式、颠覆性创新。在现实中,社会对科技创新、技术突破关注较多,认为其更有价值,能够产出革命性、颠覆性的技术和产品。而实际上,质量创新在当前的历史阶段,往往更具普遍性和适应性,其持续创造的综合经济效益不亚于、有时甚至高于科技创新和技术突破。

    近年来,我们联合武汉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一直致力于研究质量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一些成果。质量创新对广东具有更加特殊的重大意义。比如,广东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数量超过700万家,占全省企业总数达95%。统计数据显示,广东大、中、小型企业研发投入占比分别为83.2%、9.2%、7.5%;仅有不到7%的工业企业有1件以上专利申请,不到3%的企业有1件以上发明专利申请,不到1.5%的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2016年广东4万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拥有研发机构的有9695家,拥有研发机构的中小企业则更少。可见,研发创新主要依靠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薄弱,难以承受技术创新要求的高成本和带来的高风险。而质量创新具有风险低、成本低、收益快等诸多优势,成为近年来广东很多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对广东供给质量提升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根据调查,以质量人力资源、质量管理能力、产业结构质量优化、质量基础设施、质量文化和意识构成的质量创新指数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水平有显著的正影响。利润增速较少受到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影响的“质量盈利型”企业中,建立了质量发展战略的企业比例达77.4%,该类“质量盈利型”企业2013-2015年总产值平均增速为9.2%,销售收入年均增速为1.1%,利润年均增速达10.9%;实行绩效管理的企业的利润是未实行绩效管理企业的1.76倍;进行自愿性质量认证的企业较未进行自愿性质量认证的企业平均劳动生产率高出42.5%;实行绩效管理的企业利润是未实行绩效管理企业利润的1.76倍;拥有品牌的企业与没有品牌的企业相比,全要素生产率高出51%,平均利润率高出5%。

    质量创新在国际上也有力证。在德国,大量几乎没有科研投入的非研发企业,产值占总工业增加值的近42%,与高技术、研发密集型企业不相上下;有49.7%的非研发企业以产品质量作为实现差异化的第一位竞争因素。无论是研发企业还是非研发企业,在以质量、价格、创新型产品等六大竞争要素的排序中,以产品质量作为最重要竞争因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均比第二位竞争因素比例高约25个百分点。因此,德国广大企业特别很大数量的非研发企业实质上通过质量创新活动获得市场竞争优势。这一结论无疑对处在转型升级关键阶段的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因此,科技创新往往是精英的、小众的,而质量创新恰恰是所有企业转型升级的普适性路径。质检部门在推动企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应当紧紧抓住质量创新。实际上质量创新已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专章部署。在具体工作中,要广为宣传质量创新对广大企业提升竞争优势的普适性意义,将质量创新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等进行全面政策对接。要支持企业成立质量提升小组,开展“微创新”。深入开展中小企业质量技术服务活动,助推企业建立完善标准体系、计量保证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推广,纳入地方政府质量工作考核。坚持分类施策,为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不同群体提供技术支撑服务。推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向企业开放共享,建立“检测券”补助制度。充分发挥质量认证作用,大力推广管理体系认证,深入开展测量管理体系贯标行动。


三、紧紧围绕体系建设和机构建设夯实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厚筑质量强国根基

    前面提到的五大质量基础中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是建设质量强国的根基、提升经济质量的支撑、维护国家市场技术权益的手段,必须牢牢抓在手里,坚持以我为主、统一权威。夯实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体系建设和机构建设两大方面。

    体系建设。首先在顶层设计上,应将质量基础设施与水利、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一样,纳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大盘子,制定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专项发展规划,设定中长期建设的具体项目,加强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具体来说,计量体系应加强国家、大区级计量基标准体系建设,适应计量扁平化发展需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国家计量基准或高水平计量标准,大力发展产业计量。标准体系应认真研究强制性标准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之间的关系,逐步研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体系,支持地方建立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先进地方标准体系,大力推行团体标准、联盟标准。认证认可体系方面,首先要确立强制性认证认可是国家主权体现的定位,牢牢把握维护国家市场技术权益的主导权。要推动认证向标准、检测等机构开放,推动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制定+检验检测+工厂审查+认证”的一体化发展,避免人为割裂。要理顺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可和资格授权之间的关系,通过实验室计量认证(CMA认可)推动所有向社会出具公正数据的机构加强能力建设获得资质,通过资格授权(CAL)确保法定技术机构的社会权威性、法定公正性和国家市场技术权益得到维护。万万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更不能取代资格授权,否则将导致国家市场技术权益受制于人。如发达国家在实施技术贸易保护措施或维护本国市场权益时,无不是以法定机构或者政府授权机构的结果作为判定依据。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依法设置或政府授权的、具有公益性和社会公正地位的、能够为维护国家市场技术权益提供技术手段的技术机构。检验检测体系要加快检验检测机构整合改革步伐,坚持先整合后改革的路径,在做大体量、改变“小散乱弱”局面的基础上,实施法人治理结构改革。

    机构建设,即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载体——技术机构建设。建议在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整合改革工作中,明确质检技术机构具有公益性、具备社会第三方公正地位的定位,既不走划归公益一类、行政化色彩更浓,毫无自我激励机制、干多干少一个样的老路,又不走完全市场化、丧失公益性和社会第三方公正地位的弯路,而是按照十九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强化技术机构公益属性,允许其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化运作将公益事业做得更强更大,同时,把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转变成专业化的管理模式,将技术机构打造成为具有公益性、具备社会第三方公正地位、实行市场化运作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这几年,我们开展了不少调研,证明了这个方向的正确性。比如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其顶层是社会组织,母公司是非营利性机构,强调其公益性、公正性;其子公司属营利性机构,市场化商业运作。又如德国TüV(译作技术监督协会)是一个协会公益组织,该组织全资控股公司负责控制德国莱茵集团在全球的经营活动。这些国外检验检测机构的共同点是:顶层通常是社会组织或政府授权机构,最高决策层一般为理事会(有时也称董事会),理事会的成员由权威人士、政府机构、消费者代表等非利益相关人士组成,理事会制订整个机构的发展战略和方向以及薪酬标准,确保机构经营目标的公益性和公正地位。这样的机构在执行政府技术政策、支持技术监督职责履行和承担法定检验任务时,才具有真正的社会公信力和权威性。机构的所有收入都只能用于事业发展,而不是被老板赚走。

    广东目前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上面提到的改革思路写进了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强省战略的决定。我们按照先易后难、分步推进的思路,探索实施“先整合后改革”。首先在2014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对技术机构没有采取简单下放属地管理的模式,而是维持管理体制不变。在此基础上,我们以特种设备检测机构为突破口,于去年完成了全省质监系统特种设备检测机构纵向整合,取得了突出成效,规模效益凸显,有效解决了“小散乱弱”问题。下一步,我们与省编办基本达成了共识,将在质检、计量、标准等领域也按专业开展系统内整合工作,实现全省资源统筹,为下一步推动事业单位性质的检验检测技术机构按照专业进行跨区域、跨部门的全面整合,提供探索思路和改革雏形。在整合的基础上启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新形势下的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如广东省特检院,根据省编委会的要求,将探索建立法人治理架构,实行理事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对机构资质等进行管理和资格授权。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重新构建新型的事业单位管理模式——把行政化的管理模式转变成专业化的管理模式。近日,我又带队去了工信部直属的电子五所调研。电子五所是我国最早从事可靠性研究的权威机构,是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电子五所就是利用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条件优势,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成立了一系列面向市场的经营公司,提供从材料到整机设备、从硬件到软件直至复杂大系统的认证计量、试验检测、分析评价等技术服务,服务领域涵盖军工和民用,然后统筹市场化运作获取利润,补贴其承担的公益事业,让公益事业也不断发展壮大。

    事业单位质量技术机构整合改革,是一项涉及国家主权利益和维护国家市场技术权益的重大改革事项,只应做强做大而不能削弱甚至消失。我们不能在改革后每当谈到美国时说有UL,谈到德国时说有TüV,而谈到中国时却什么都没有。在这方面广东已经开始了改革探索,我们愿为全国的改革提供试验经验,也迫切希望总局在顶层设计中构建起国家级的公益性质量技术机构,广东机构将积极参与成为其重要一环。

四、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不动摇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在关注人民群众的高端质量需求的同时,也要看到仍有相当数量的产品和服务达不到标准规定的符合性质量要求。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抓质量发展和质量安全“两手都要硬”,必须牢牢守住质量安全底线,这也是巩固提升质检部门地位的“生命线”。

    抓好质量安全,首先要厘清“质量”和“安全”两个概念。“质量”是以标准为衡量依据,是一个绝对的概念,符合标准即为质量合格,不符合即为不合格。对质量的评定通常采用的是技术检测的方法。“安全”是以风险和人们的接受程度为衡量依据,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接受了这个风险程度即为安全,反之则为不安全。对安全的判断通常采用风险评估的方法。一般而言,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意味着已知安全风险较低,或处于人们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之内,但由于未知风险的存在,绝不等同于安全;质量不合格也并不意味安全风险就一定很高,不等同于不安全。因此,确保产品符合标准、质量合格,是企业应当承担的主体责任;政府更应该管住的是安全,特别是未知安全风险和超出单一企业、单一产品、单一环节视角的系统性风险防范,是政府监管的重中之重。

    抓好质量安全,还应加快改变传统的监管模式,强化社会监督和综合治理,构建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为核心、消费者权益维护为监督基础、保险救济和社会救助为保障、市场技术基础建设为支撑、政府依法监管的现代监管体系。近年来,广东在电梯、气瓶安全监管体制改革,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立法等工作中深入实践,明确与消费者构成直接利益关系的企业承担首负责任,构建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社会质量监督体系,引入责任保险加强多元救济等,取得了明显成效。建议总局加强对建立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研究,建立首负责任制,从法律上解决赔付力度不大、违法成本过轻的问题,真正实现从“罚到倾家荡产”到“赔到倾家荡产”的根本性转变,使每个消费者都成为市场“监督员”,构建起社会共治的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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